大概在许多人心目中,沈家本简直就是清末法律改革的化身。这位造诣宏深的大学问家和处于古今绝续之交的务实派法律改革家的整个后半生命运是与清末修律溶为一体的。可以说,离开清末修律,便无从全面了解和正确分析沈家本;同样,离开沈家本,我们也难以把握清末新律。那么首先让我们考察这位"使肩负沉重历史包袱的古老中国的传统法制的桎梏中挣扎出来,并为其创造了一个现代化法制的宏远架构13"的清末修律大臣。
沈家本出身于科举正途,在清政府刑部供职三十余年,对大清律例以及历代的刑狱档案都谙熟于胸。在海禁已开、西学东渐的时代里,他的法学视野又并非囿于中国传统律学,还曾精研欧美和日本等国的法典及其最新学说,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权理论影响颇深,并力主"采撷精华"以"稍有补于当世"。身处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政治氛围,置身于"日处阽危,忧患近切"的清末时局,沈家本不得不把中国法律与民族命运联系在一起。半个世纪爱国思想的积淀,以及亲身受到外国侵略者的凌辱,使他亟希望通过修律而有助于匡时救国。然而,清廷虽然给予了沈家本修律大臣的职位,却没有给他自由宽松的修律环境。光绪二十七年(一九○一年)十二月,清廷在西安发布了"变法"上谕,表面上宣称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即所谓:"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法治……穷变通久……",但究其实际,无非是在内忧外患下为维持自身统治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弦"。这就在事实上以不可违抗的命令限定了清末改法修律活动的范围。沈家本所面对的,正是这种十分困难的局面:一方面要遵旨修律;另一方面又要遵旨不得触动旧律的根本。作为一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和清王朝位列朝班的重臣,他对于这个方针自不能有任何的违背。为此沈氏一方面释明"法律之损益,随手时运之递迁……推诸穷通久变之理,实今昔之不宜相袭也"。另一方面又要"不戾乎我国世代相沿之礼教、民情"。在这新旧混杂,充满矛盾和多元的思想指导下,清末新律的主旨也就水到渠成了。
本文选自新东方在线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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